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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决定土地分配结构

纽约的凯恩(MeadCain)教授在1981年发表一份研究,看二战结束后印度和孟加拉国农村的土地分配是如何变迁的。结果,他发现,印度农民在受到灾害冲击时,被迫卖地的比较少,所以,二战结束以来,土地分配结构显著改善,无地农民占比减少;但是,孟加拉的情况正好相反:每次灾害都会引发更多农民卖地,最终土地越来越集中。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具体而言,在1950-1978年间,印度村庄有56%的无地农民获得土地,41%的小农增加土地,而只有15%的小农和中农卖掉土地,土地分配基尼系数从开始的0.76下降到1970年代末的0.62,说明印度的土地分配变得更加平衡、土地所有权差距缩小。而同期间,孟加拉村庄只有43%的无地农民获得土地,26%小农增加土地,但有65%的小农、55%的中农失去土地,土地基尼系数则从起初的0.6上升到1970年代后期的0.69,土地往少数人集中。
仅就无地贫农和小农的土地经历看,印度的发展比孟加拉好很多。印度有更多无地或地少的农民得到土地,生存状况得到改善,失地的农民占比很少,但孟加拉国则相反,超过一半的有地农民被迫卖地。凯恩教授选择做对比的印度和孟加拉国村庄,在地理和气候环境上都非常类似,但遭遇却截然不同。为什么呢?
从凯恩教授的细化分析中看到,在孟加拉国农村,卖地最多的时期是在1968以及1970-1974年间的水灾,还有就是1975年的大饥荒,而相对而言,印度农村在旱灾水灾年份卖地频率也增加,但总体增幅远低于孟加拉国村庄。为什么要卖地呢?从卖地所得的用途看,孟加拉国农民卖地有51%是为了食物,为了填饱肚子,7%是为了买药治病;在印度,情况则大为不同,只有14%的卖地是为了买食物或治病,64%是为了子女教育、婚嫁或者生产投资。
而之所以两个经济水平相当的地区在土地分配的变动上差别如此之大,关键在于农村金融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当地农民是否有办法应对灾害风险和医疗风险。相对而言,印度农村的保险、储蓄和借贷机构虽然也不发达,但远比当时的孟加拉国强,哪怕原始的金融也能在关键时候给印度农民提供度过难关的途径,减少卖地求活路的需要。比较两国的农村,凯恩教授发现三大区别:首先,印度农村的民间贷款利率更低,且更容易获得。其次,用土地做抵押贷款在孟加拉非常普遍,甚至是最主要的贷款形式,这本身也反映那里的借贷市场更加欠发达;当然,土地不适合作为避险手段,因为这严重影响灾荒之后贷款人的生产能力,只有迫不得已才会使农民走这条路。最后,对于非正规渠道的贷款,孟加拉农村的实际利率是印度农村的2至6倍;在印度,年利率在36%至60%间,而在孟加拉国,这种利率高达120%至240%。
在那些时期,信贷合作社是印度农村最主要的放贷机构,而孟加拉农村并没有此类机构。根据一项对1972旱灾年印度农村的调查,55%的贷款是从放贷机构获得,而在随后气候正常的1973年,机构贷款占所有贷款的83%。相形之下,在同期的孟加拉农村,只有9%的贷款是从正规机构获得的。在灾荒最严重的四个村落,机构贷款只占5%。
由此可见,印度更发达的信贷市场给农民提供了更为有效的风险应对手段,因此,灾荒年份被迫卖地、土地往少数人集中的情况就没有孟加拉国那么严重,印度农村的土地基尼系数越来越低,而孟加拉国的土地所有权差距在不断加大。从2014年世界银行两位研究员(BruhnandLove)对墨西哥的研究中也发现,当本地的一家连锁超市公司在800个分店开设小额贷款服务后,两年内,所服务到的社区小微企业占比上升7.6%,包括个体户在内的小微企业收入增加7%,而失业人数下降1.4%,人均GDP显著上升。金融的扶贫效果明显。